第24章 州牧莅荆，新的棋局(第1/2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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襄阳传来的第二封公文，帛面光滑，印泥鲜红，措辞依旧保持着士大夫的典雅，却已然褪去了最初的客套与试探，字里行间透出的是一州之主不容置疑的权威与明确的催促。**十日之期**，像一道冰冷的枷锁，带着无形的压力，牢牢套在了刘擎与林凡的脖颈上。然而，比这明确期限更令人窒息的，是徐庶用命换回的那个石破天惊的秘密——伏牛山深处，竟可能隐藏着一支与搅动天下风云的董卓集团相关的精锐武装！

偏厅之内，门窗紧闭，气氛压抑得如同暴雨将至前的闷热午后。油灯的光芒不安地摇曳，将三人紧锁的眉头和沉凝的面色映照得忽明忽暗，仿佛他们内心正在经历的惊涛骇浪。

“十日……刘景升这是在给我们划线立威。”林凡的声音低沉，指尖无意识地反复敲击着那份摊开的公文，发出笃笃的轻响，仿佛在叩问未来的棋局，“他新官上任，火势正旺，急需找一块合适的磨刀石来立威，以便更快地整合荆州偌大的地盘和错综复杂的势力。我南郡新定，主官更迭，又逢曹寅这等劣迹斑斑的前丞出逃，在他眼中，或许正是最合适、也最需要敲打的对象，用以警示其他那些尚且观望甚至心怀叵测的郡县。”

刘擎苦笑一声，抬手用力揉了揉发胀的眉心，疲惫中带着一丝无奈：“即便知道这是下马威，是鸿门宴，我等又能如何？州牧相召，名正言顺，乃朝廷法度。若逾期不至，便是公然抗命，授人以柄，正好给了他发难的理由。届时，只需一句‘藐视上官，心怀异志’，便可调动州兵前来‘问罪’，我等待时百口莫辩，之前所有努力皆付诸东流。”

“去，自然要去。但如何去，去了说什么，如何说，说到何种程度，却是决定生死成败的关键。”徐庶接口道，他虽面容带着连日奔波的疲惫，眼神却依旧如鹰隼般锐利，闪烁着冷静分析的光芒，“伏牛山之发现，虽险恶至极，如同一把淬毒的匕首抵在我等喉间，却也可能是一把双刃剑。若直接和盘托出，毫无策略，或恐引火烧身，被刘表认为我等治理无方，境内竟藏匿如此巨患而未能察知或清除，正好借此剥夺我等权柄；但若运用得当，巧妙周旋，或可反客为主，将这场危机转化为我等与州牧共同面对的危机，从而争取主动。”

林凡点头，眼中闪烁着深思熟虑的光芒：“元直兄所言，正是破局之思。刘景升的首要目标，无疑是稳定荆州，巩固其权位。任何威胁到荆州整体稳定的事情，都是他的敌人，无论这威胁来自内部还是外部。伏牛山之敌，潜藏极深，实力不明，其背后若真与董卓这头豺狼有关，所图必然极大，绝非祸乱一郡一县之事，其兵锋迟早会指向整个荆州腹地。此已非我南郡一地之患，而是关乎整个荆州安危的心腹大患！我等或许……可以借此极力强调南郡作为荆州北面屏障、抵御来自中原方向威胁的战略重要性，以及我军在此特殊地缘形势下不可替代的价值。唯有我等在此，方能为他挡住北方的风雨。”

“祸水东引？不，更准确地说，是危局共担，责任转嫁。”徐庶精确地修正道，“关键在于，需让刘景升清晰地明白一个逻辑：欲安荆州，必先稳南郡；欲稳南郡，必先除伏牛山之患；而欲除伏牛山这心腹之患，非我‘擎字营’这股熟悉当地复杂情况、且已与之间接交手、结下仇怨、士气可用的新锐力量不可。外调之军，人地生疏，难竟全功，徒耗钱粮。如此，或可争取到他的支持，至少是默许和有限的资源倾斜，让我等能继续掌控南郡军政实权，专心对付眼前这迫在眉睫之大敌，实则也是为他刘景升扫清隐患。”

策略的方向渐渐清晰。但如何具体操作，如何在刘表那等老辣深沉、精通权术的政治人物面前，既不过于锋芒毕露惹其忌惮，又能恰到好处地展示肌肉和困难，既显得恭顺服从，又能守住核心利益，这其中的分寸拿捏，仍需字斟句酌，反复推演。

就在三人围绕此核心策略反复推敲细节、模拟各种可能情境之际，关于新任州牧刘表其人事更为详细的信息，通过各方渠道，尤其是徐凡的侦骑多方打探、石韬整理的过往公文邸报以及一些私下的人情往来，开始源源不断地汇聚到郡守府，逐渐拼凑出一个更加立体、也更令人敬畏的形象。

刘表，字景升，山阳高平人，乃西汉鲁恭王刘余之后，是正儿八经、根正苗红的汉室宗亲，这份血缘优势是刘擎目前难以比拟的。其人身高八尺余，姿貌温伟，是典型的美男子兼身材高大的形象，年少时便已知名于世，与七位贤士同号为“八俊”，天下闻名。他并非只会空谈的文人，曾担任过北军中候，掌监京师禁军（北军五校），对军事并非一无所知，甚至可称知兵。董卓掌权后，为拉拢名士，装点门面，才表其为荆州刺史（后很快转为州牧，权柄更重）。然而当时的荆州，绝非什么富饶安稳的乐土，反而是一片烂到极致的摊子：宗贼（地方豪强武装）横行，各行其是；袁术屯兵于北面的鲁阳，对荆州虎视眈眈；苏代、贝羽等草莽之辈各据州县，政令不出州治，堪称四分五裂，危机四伏。

而刘表接下来的操作，堪称教科书般的乱世枭雄上位史，充分展现了他的胆魄、权谋和决断力。他竟敢匹马入宜城，单枪匹马闯入这龙潭虎穴，显示出惊人的勇气和自信。旋即，他做出了最关键、最正确的决定：争取本地实力派豪族的支持。他亲自拜访了南郡最具声望和影响力的望族蒯氏兄弟——蒯良（字子柔）、蒯越（字异度），以及手握私兵、控制襄阳地区的豪强蔡瑁（字德珪）。

“据多方情报汇总，刘景升初至，便问计于蒯良蒯越。”石韬捧着几份从不同渠道收集来的、略显零散的过往信函抄件和口述记录，向刘擎林凡详细汇报，“蒯良答曰：‘夫仁义之道，治国之本。众不附者，仁不足也；附而不治者，义不足也。’劝其广施仁政，收揽民心。而蒯越则更为务实犀利，直言道：‘治平者先仁义，治乱者先权谋。方今荆州纷乱，袁术、宗贼皆非仁义可化之辈。’并献上具体策略：‘袁术勇而无断，苏代、贝羽皆勇而无谋，可诱之以利，抚之以仁，而后伺机诛其无道，恩威并施，则荆州可定。’”

“好一个‘治乱者先权谋’！好一个‘诱之以利，诛其无道’！”林凡闻言，不禁低声赞叹，眼中露出凝重之色，“这蒯异度绝非寻常迂腐书生，乃是深通权术、洞悉人性、手段狠辣的干才！刘表得此二人倾力相助，真如猛虎插翅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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