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13章 港岛遇知音与暗处的刀锋(第1/2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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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怀瑾教授的回信，像一杯温度刚好的乌龙茶，让陈默沸腾的思绪稍稍沉淀。

老先生认可了他的敏锐，也点出了现实的无奈——“尽本职，察实情，献良策，足矣”。

这话翻译过来就是：小子，看到问题不错，但别跳得太高，做好分内事，慢慢往上递话，别把自己折进去。

陈默对着信纸笑了笑，心想姜还是老的辣。

秦教授这是怕他这只重生的小蝴蝶，还没扇起风暴，就先被拍死在体制的玻璃窗上。

他收起信，决定采纳这个“低调务实”的策略，但“务实”不代表什么都不做。

香港的工作节奏很快，工作组频繁穿梭于中环的摩天大楼、金管局的会议室以及市井街巷。

陈默逐渐适应了这种双语环境和高强度调研，他那口带着点儿京味儿但流利异常的英语，以及对金融数据近乎本能的敏感，让他在一些专业场合越发显得游刃有余。

在一次关于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研讨会上，陈默注意到一位总是坐在角落、戴着黑框眼镜、记录格外认真的年轻人。

他叫沈翊，来自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稳定局，比陈默大两三岁，话不多，但每次发言都直指要害，逻辑清晰，透着一种与他年龄不符的冷静和睿智。

沈翊这人，像一台人形计算机，情绪波动极小，最大的爱好似乎是研究各种复杂的金融模型。

午餐时，别人都在聊香港的茶点和购物，他却端着餐盘坐到陈默旁边，开口就是：“陈默同志，你上午提到的跨境资本流动的‘羊群效应’模型，是基于bikhchandani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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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2年的理论框架吗？我觉得在亚洲语境下，可能需要考虑文化因素对信息传递效率的修正。”

陈默当时正啃着一块豉油鸡翅，差点噎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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