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88章(第1/2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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秋意渐浓，仿佛只是几场夜雨的功夫，京北的街头巷尾便被染上了更深的金黄。银杏叶的边缘开始卷曲，呈现出蜜糖般的色泽；爬山虎的叶子红得热烈，一簇簇地覆盖在老建筑的墙头。空气清冽干净，天空是高远的湛蓝，阳光和煦而不灼人。

姜羡的研究生生活，像一枚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，漾开的涟漪稳定而富有层次。每周的日程形成了一种优雅的韵律：周一、三上午是必修的《科技哲学前沿》和《创新政策分析》，下午通常是文献阅读或参加中心的seminar；周二、四则相对自由，是她深入阅读、整理笔记、或与梁教授讨论的时间；周五通常是这周的小结和下周的规划。

周三下午的跨学科seminar，逐渐成为她每周期待的“思想冒险”。在这个由不同专业背景研究生和访问学者组成的松散圈子里，话题可以天马行空。上周，一位来自生物伦理学领域的外籍访问学者，分享了他对“基因编辑技术全球治理鸿沟”的担忧，引发了关于技术优势、伦理标准和全球正义的激烈辩论。姜羡虽然发言不多，但每一次聆听都让她对“技术”与“社会”相互塑造的复杂性有了更深一层的体认。

这天下午，seminar的主题是“平台经济中的零工劳动者与算法管理”。主讲人是中心一位社会学方向的博士生，他通过详实的访谈数据和平台后台抓取的部分信息（在伦理审查范围内），展示了算法如何通过复杂的评分、派单、奖励和惩罚机制，不仅规训着外卖骑手或网约车司机的劳动过程，甚至深刻影响着他们的自我认知和情感结构。

讨论环节异常热烈。计算机系的学生争论算法的“优化”本质与“剥削”后果是否必然绑定；经济学背景的同学则关注效率与公平的权衡；几位法学生提到了劳动法在新型用工关系面前的滞后与困境。

姜羡一直安静听着，直到一位同学感慨道：“感觉这就是个死局啊，平台要效率、要利润，算法只是工具；劳动者要生存、要尊严；消费者要便宜、要快捷……好像谁都没错，但结果就是这么拧巴。”

这时，姜羡才缓缓开口，声音清晰平静：“或许，跳出‘谁对谁错’或‘如何平衡’的框架，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思考：当算法管理已经成为一种新的、强大的社会组织形式时，我们是否应该开始探讨，这种组织形式本身是否需要一种新的‘社会契约’？一种超越传统雇佣关系、明确算法权力边界、保障数据主体权利、并为风险提供社会化支持的契约？”

她顿了顿，感受到大家投来的目光，继续道：“这不仅仅是劳动法的问题，也涉及数据产权、算法透明度、社会保障体系重构，甚至是我们如何定义数字时代的‘公民权’和‘工作’。问题很宏大，但也许正是这种‘拧巴’，迫使我们不得不去面对这些根本性的挑战。”

她的发言引来一阵沉思的安静，随后是几位同学赞同的点头和新的提问。主持研讨会的梁教授坐在后排，看着姜羡，眼中闪过一丝赞赏。

研讨会结束后，梁教授叫住了她。“姜羡，刚才的发言很有见地。‘新的社会契约’这个提法很有启发性，也很有挑战性。”梁教授和她并肩走向研究中心外，“有没有兴趣把你的这个思路，结合你之前对‘技术乐观主义批判’的阅读，发展成一个更系统的研究提案？可以申请中心的种子基金支持。”

姜羡心中一动。“我很感兴趣，教授。但我需要更多时间梳理文献，特别是关于数字权利和社会契约理论的部分。”

“不急，慢慢来。有什么需要参考的书目或学者，随时找我。”梁教授鼓励道，“对了，下个月初，中心邀请了一位麻省理工的教授来做短期讲座，他最近在关注‘算法民主’（algorithmic

decracy）的概念，可能和你的思考有共鸣。讲座信息我会发邮件给你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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