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76章 瑾倡天下学(第1/2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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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安，大明宫，紫宸殿。

朝会的气氛，因一份奏疏而变得有些微妙。这份由司徒、相王李瑾领衔，狄仁杰、李昭德等数位重臣联署的奏疏，内容并非关乎边患、河工或赋税，而是提出了一个在多数朝臣看来颇为“务虚”、甚至有些“离经叛道”的倡议——奏请朝廷正式下诏，明确鼓励、支持并系统规划与万国之间“非以朝贡为限，而基于学问之道”的广泛交流，并提出了一个核心理念：“学问之道，无分畛域；知识之利，天下共之。”

奏疏中详细阐述了设立“四方学馆”接纳留学生、建立“四方译馆”翻译外邦典籍以来的成果与面临的挑战，进而提出，应将这种文化交流上升为国家战略，系统构建一个面向已知世界的知识汇聚、整理、研究、传播体系。奏疏建议：扩大译馆规模，设立专项“译学基金”奖励优秀译著；在“四方学馆”基础上，设立更高层级的“天下学馆”，延聘中外博学之士为博士，不仅教授外邦学子，也允许、鼓励大唐学子入学，选修外邦语言、历算、医药、地理等“实学”；定期举办中外学者参与的“论学大会”，辩论切磋；建立系统的外来典籍、编目、研究制度；甚至提议，在保护核心技艺的前提下，有限度、有选择地向“慕风向化、有约之国”输出部分非涉密的通用知识，如图书、农书、基础算学、通用医药方剂、改良农具图样等，以彰显“王道荡荡，泽被苍生”之胸怀。

奏疏最后，以李瑾的口吻，写下了那段在后世被反复引述、也引发了无数争论的话：

“臣闻，江河不择细流，故能成其深；泰山不让土壤，故能成其大。今我大唐，国势日隆，文教昌明，四夷宾服，万国来朝，此诚千古未有之盛世。然，盛世之基，在于民生；民生之本，在于百工；百工之进，在于格物；格物之源，在于学问。学问之道，如活水长流，贵在交融，忌在壅塞。”

“上古圣人，观天察地，制器尚象，未尝固守一隅。丝路迢迢，既有胡商之宝货，岂无他邦之智珠？佛经东来，滋养中土千年，此知识无界之明证也。今有异域之算学，可补我‘周髀’、‘九章’之微瑕；有他邦之医药，或可疗我未明之沉疴；有远方之工巧，或可启我百匠之新思。此皆天赐之学，岂因言语隔阂、山河遥远而弃之如敝履？”

“或言：‘夷狄之有学，何足道哉？中华文物，自足用矣。’此言差矣。夷夏之辨，在文德，非在血胤，更非在知识。昔赵武灵王胡服骑射，强兵富国；孝文帝迁都汉化，国祚延绵。皆善学者也。今我天朝，怀柔远人，非徒以兵甲之利，更应以文明之盛、学问之公。使彼知我之强，非特强在甲兵，尤强在能聚天下智慧以为我用，能化万邦精华以壮我身。”

“故臣斗胆进言：当倡‘天下学’之风。学问乃天下之公器，知识乃人类之共财。大唐既为天下之中，当有海纳百川之气度，熔铸万国之胸襟。开馆纳学，译介万卷，非为媚外，实为自强；非为炫耀，实为求真。愿我朝堂，不以华夷之见锢聪明，不以古今之论限耳目。广开言路，博采众长，使长安、洛阳，不仅为万国商旅汇聚之都，更为天下学问朝宗之海。如此，则我大唐文明，方能如源头活水，奔流不息，历久弥新，永为天下仰望之灯塔。”

这篇奏疏，文采斐然，立意高远，但其中“知识无国界”（虽未直说此四字，但其意昭然）、“学问天下之公器”等观点，无疑是对传统“华夷之辨”、“重道轻器”、“重义轻利”观念的强烈冲击。尤其是主张主动、系统地学习外邦“技艺”，甚至有限输出知识，在不少恪守“祖宗成法”、“圣贤之道”的保守派官员看来，简直是“用夷变夏”、“本末倒置”的狂悖之言。

果然，李瑾话音落下，将奏疏交由内侍呈递御前后，殿中便响起一片嗡嗡的议论声。旋即，便有官员出列反对。

“陛下！司徒之言，看似堂皇，实则谬矣！”一位出身山东士族、以经学著称的老臣，颤巍巍出列，语气激动，“圣人云：‘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亡也。’又云：‘吾闻用夏变夷者，未闻变于夷者也。’今司徒竟倡言学问无分畛域，知识天下共之，岂非将圣人之道，与蛮夷之术等同视之？长此以往，必使纲常沦丧，礼崩乐坏！我中华文物典章，自足垂范万世，何必求诸四夷？况且，技艺乃小道，偶有奇巧，何足挂齿？若因贪图奇技淫巧，而动摇根本，实乃舍本逐末，臣万万不敢苟同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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