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6章 【汉纪十八】(第1/2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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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时间范围]起于庚申年（公元前61年），止于壬戌年（公元前59年），一共三年。

汉宣帝中宗孝宣皇帝

神爵元年（庚申年，公元前61年）

春季，正月，宣帝第一次出行到甘泉宫，在泰畤举行祭天典礼。三月，又出行到河东郡，祭祀后土神。宣帝比较注重恢复汉武帝时期的做法，谨慎地举行斋戒祭祀的礼仪，并因为方士的建议增加了供奉的神祠数量；他听说益州有金马神和碧鸡神，可以通过设坛祭祀的方式请到，于是派遣谏大夫、蜀郡人王褒带着符节前往寻求。

当初，宣帝听说王褒才华出众，便召见他，让他作一篇《圣主得贤臣颂》。文中写道：“贤才，是国家的利器。任用贤才，则举措得当而功效广被；如同使用锋利的工具，则用力少而成效大。所以，工匠使用钝器，必定劳筋苦骨，整日辛劳；而等到能工巧匠铸造出干将宝剑，让离娄那样的视力来校准墨线，让公输班那样的巧匠来挥斧削木，即使是建造五层的高台、百丈的楼宇也不会混乱，这是因为工具和工匠配合得当。普通人驾驭劣马，会勒伤马嘴、累坏马鞭也难以前进；而等到驾驭啮膝、乘旦那样的良马，由王良这样的高手执缰，韩哀这样的神御驾车，便能驰骋天下，万里行程片刻即至，多么辽远啊？这是因为人马配合默契。所以，身穿细葛布衣感到凉爽的人，不会苦于酷暑的闷热；穿着貂皮狐裘感到温暖的人，不会担忧严寒的凄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具备了相应的条件就容易做好防备。贤人君子，也正是圣明君主用来治理天下的‘利器’。从前周公为了接待贤士，一饭三吐哺、一沐三握发，所以能成就监狱空虚的盛世太平；齐桓公在庭中点燃火炬延揽人才，所以能成就九合诸侯的霸主功业。由此看来，君主勤于求贤，就能在得到贤才后安逸治国。臣子也是如此。从前贤才未遇明主时，出谋划策，君主不采纳；陈述忠心，君主不信任；做官不能施展抱负，被贬斥驱逐也并非其过错。因此，伊尹在厨房操劳，姜太公在屠场困顿，百里奚自卖为奴，宁戚喂牛度日，都是因为遭遇这种困境。等到他们遇到明君圣主，谋划合乎君主心意，谏言立刻被听取，进退都能表达忠心，任职得以施展才能，得到封爵赏赐、光宗耀祖。所以世上必定先有圣智的君主，然后才会有贤明的臣子。犹如猛虎长啸而寒风凛冽，神龙腾飞而云气聚集；蟋蟀等待秋天才鸣叫，蜉蝣在阴凉处才出现。《易经》说：‘飞龙在天，利于出现大人物。’《诗经》说：‘多么贤良的众多人才，生在这个王国里。’所以天下太平、君主圣明，英才俊杰自会到来。君臣在朝堂上英明睿智，和睦相处，聚精会神，相互配合更加彰显成效，即使让伯牙弹奏名琴递钟，让逢蒙这样的神射手拉开乌号强弓，也不足以比喻这种和谐融洽。因此圣主必须依靠贤臣来弘扬功业，俊才也要等待明主来彰显德行。君臣上下志同道合，欢欣交融，千载一遇，心意相通，就如同鸿毛遇到顺风，巨鱼纵入大海。君臣如此得意同心，还有什么禁令不能制止？什么政令不能推行？功业远播四方，恩泽横贯无穷。所以圣明的君主不必事事窥探就能明察秋毫，不必倾耳细听就能耳聪目明，太平的责任得以承担，悠闲的愿望得以实现，吉祥的征兆自然降临，寿命长久无疆，何必像彭祖那样俯仰屈伸导引养生，像王子乔、赤松子那样嘘吸吐纳，超凡脱俗、离世隐居呢！”当时宣帝比较喜好神仙方术，所以王褒在文中特别提及这一点。

京兆尹张敞也上书劝谏说：“希望圣明的君主时常忘记车马游猎的爱好，疏远方士的虚妄之言，潜心钻研帝王治国之术，这样太平盛世差不多就可以兴起了。”宣帝因此将尚方署中等待诏命的方士全部罢免。当初，赵广汉死后，继任的京兆尹都不称职，只有张敞能继承他的政绩；虽然张敞的策略和耳目不如赵广汉，但他用儒家经术和文雅风度来弥补，治理得也相当不错。

宣帝比较注重修饰（宫室、车马、服饰等），其规模超过了汉昭帝时期；外戚许、史、王氏家族地位尊贵，深受宠幸。谏大夫王吉上书说：“陛下天赋圣明，统领天下，一心思考治国之道，将要开创太平盛世。每次诏书颁布，百姓都欢欣鼓舞，如同重获新生。臣俯伏思量，这可以说是至深的恩德，但还未能抓住治国的根本。想要励精图治的君主并非每代都能出现，公卿大臣有幸遇到这样的时代，进言被听取，劝谏被采纳，然而至今未能制定出确保万世太平的长远策略，将圣明的君主推举到夏、商、周三代那样的盛世高度。他们所关注的只是按时上报文书、处理案件、审理诉讼等事务罢了，这些并非太平盛世的根基。臣听说，百姓虽然柔弱却不可战胜，看似愚昧却不可欺骗。圣主独自在深宫中的言行，做对了天下人都会称颂，做错了天下人都会议论。所以应当谨慎选择身边的近臣，审慎挑选派遣的官员。身边的近臣是用来匡正君主行为的，派遣的官员是用来宣扬君主德政的，这才是治国的根本。孔子说：‘安定君位、治理百姓，没有比礼制更好的了。’这不是空话。君王在尚未制定新礼时，可以引用古代圣王礼制中适合当今的部分来使用。臣希望陛下能顺应天意，开创大业，与公卿大臣以及儒生们一起，研究传承古代的礼制，彰明王者的制度，引导当世百姓共同进入仁德长寿的境界，那么社会风气怎能不如周成王、康王时代？陛下寿命怎能不如殷高宗（武丁）！臣私下观察当今世上有悖于正道的社会风气，谨分条陈述上奏，请陛下斟酌裁定。”王吉认为：“世俗嫁娶聘礼和陪送没有节制，穷人负担不起，就不愿生养子女。另外，汉朝列侯娶公主为妻，诸侯国的人娶诸侯王之女（翁主），导致男子侍奉女子，丈夫屈从于妻子，颠倒了阴阳的位置，所以多有因女人引发的祸乱。古时候衣服车马，贵贱等级分明；如今上下僭越，人人自行其是，因此贪图财利，不惧死亡。周朝之所以能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太平盛世，是因为能在邪恶尚在萌芽状态时就予以禁止。”他又说：“舜、汤不任用三公、九卿的世袭子弟而选拔皋陶、伊尹，不仁的人自然远离。如今让庸俗的官吏得以保任子弟为官，这些人大多骄横傲慢，不通古今，对百姓毫无益处。应该公开选拔，寻求贤才，废除‘任子令’（官僚子弟保任为官的制度）；对外戚和故旧，可以厚赐财物，不宜让他们占据官位。废除角抵游戏，削减乐府开支，节省尚方署的用度，向天下昭示节俭。古时候工匠不制造华美的雕刻，商人不贩卖奢侈的物品，并非工匠、商人特别贤德，而是政令教化使他们那样的。”宣帝认为他的话迂阔不切实际，不太重视。王吉于是称病辞职回乡了。

义渠安国到达羌人地区，召集先零羌各部首领三十多人，将其中最为桀骜狡猾的全都斩首；又放纵军队袭击他们的族人，斩首一千多人。于是归降的羌人以及归义羌侯杨玉等人都十分怨恨愤怒，失去了信任和归向，便劫持裹挟其他弱小部落，背叛汉朝，侵犯边塞，攻打城镇，杀害官吏。义渠安国以骑都尉身份率领三千骑兵驻扎防备羌人；到达浩亹（今青海大通河一带）时，遭到羌人袭击，损失了大量车辆、辎重和兵器。义渠安国率军撤退，到达令居（今甘肃永登西北），将情况上奏朝廷。

此时赵充国已七十多岁，宣帝认为他老了，派丙吉去问他谁可以担任将领。赵充国回答说：“没有比老臣更合适的了！”宣帝又派人问他：“将军估计羌虏情况如何？应当派多少军队？”赵充国说：“百闻不如一见。军事情况难以在远方凭空估计，臣希望急速赶到金城郡（治所在今甘肃兰州西北），实地考察地形后制定作战方略再上报。羌戎不过是个小夷族，违逆天意背叛朝廷，灭亡之日不远了，请陛下将此事交给老臣处理，不必担忧！”宣帝笑着说：“好。”于是调遣大量军队开往金城。夏季，四月，宣帝派遣赵充国率领军队进攻西羌。

六月，东方出现彗星。

赵充国到达金城，等骑兵集结到一万名后，准备渡过黄河，又担心被羌人拦截，便在夜间派出三个分队衔枚（口中衔枚防止出声）先行偷渡，渡河后立即构筑阵地；到天亮时，全军依次全部渡过了河。羌人数十上百的骑兵在汉军附近出没侦察，赵充国说：“我军士兵马匹刚渡河疲惫，不可追击。这些都是骁勇难制的骑兵，恐怕是诱兵。我们打击羌虏的目标是彻底消灭，贪图这点小利不值得！”命令军队不得出击。他派骑兵侦察四望峡（今青海乐都西）中没有羌兵，便在夜间率军推进到落都山（今青海乐都北），召集众校尉司马说：“我知道羌虏不会用兵了！假使他们派几千人扼守四望峡，我军怎么能进得来呢！”

赵充国一向重视远距离侦察敌情，行军必定做好战斗准备，驻扎必定坚固营垒，尤其能保持稳重，爱护士兵，总是先谋划周全然后再作战。于是西进到达西部都尉府（治所在今青海海晏），每天犒劳军士，士兵都愿意为他效力。羌军多次挑战，赵充国坚守不出。汉军抓到俘虏，俘虏供述羌人首领们互相埋怨责备说：“告诉你们不要造反！现在天子派赵将军来了，他年纪八九十了，善于用兵。现在我们想决一死战，还能有机会吗？”当初，罕羌、幵羌的首领靡当儿派他的弟弟雕库来报告都尉说：“先零羌要造反。”过了几天，先零羌果然反叛。雕库部落有不少人在先零羌中，都尉就把雕库扣留作为人质。赵充国认为雕库无罪，便放他回去，让他告诉部落首领：“汉朝大军只诛杀有罪的人，你们要明白地自行区别开来，不要一同被消灭。天子告谕全体羌人：犯法的人如果能互相捕杀，可以免罪，并按功劳大小赏赐钱物；同时将其所捕杀者的妻子、财物全部赏赐给他。”赵充国计划用威信招降罕羌、幵羌以及被胁迫的部落，瓦解羌人的联盟，等到他们疲惫不堪时，再发动攻击。

当时宣帝已征调内地各郡屯守边疆的士兵共计六万人。酒泉太守辛武贤上奏说：“各郡的军队都驻扎在祁连山南防备，北边（指河西走廊北部）空虚，这种形势不能持久。如果等到秋冬才进兵，那是敌人还在境外时的策略。如今敌人朝夕侵扰，当地土地贫瘠气候苦寒，汉朝的马匹不耐过冬。不如在七月上旬携带三十天干粮，分兵从张掖、酒泉两郡出发，联合攻击鲜水（今青海湖）一带的罕羌、幵羌。即使不能将其全部歼灭，只要能夺取他们的牲畜，俘虏他们

天子（汉宣帝）将辛武贤的奏书交给赵充国，命令他讨论这个计划。赵充国认为：“一匹马自身要驮负三十天的口粮，包括米二斛四斗，麦八斛，再加上衣服装备和兵器，这样负重行军难以快速追击敌人。敌人必定会估量我军进退情况，逐渐撤退，追逐水草，退入山林。如果我军尾随深入，敌人就会占据前方的险要地形，扼守后方的隘口，切断我军的粮道，我军必定会有伤亡危殆的忧患，被夷狄耻笑，这种耻辱千年也难以洗刷。而辛武贤认为可以夺取羌人的牲畜财产，俘虏他们的妻子儿女，这恐怕是空话，并非最好的计策。先零羌是带头叛逆的，其他部落是被胁迫掠夺的。所以臣的愚见是，打算宽恕罕羌、幵羌暗昧不明的过失，隐瞒下来不予张扬，首先讨伐先零羌以震慑他们，（这样）他们应该会悔过向善，趁此机会赦免他们的罪行，再挑选熟悉羌人风俗的良吏，去安抚、团结他们。这才是保全军队、确保胜利、安定边疆的策略。”宣帝将赵充国的奏书下发，参与讨论的公卿大臣都认为“先零羌兵力强盛，又依仗罕羌、幵羌的帮助。不先击破罕羌、幵羌，就无法对付先零羌。”宣帝于是任命侍中许寿为强弩将军，就地任命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，颁赐盖有玺印的诏书嘉奖并采纳了他的计划。同时发诏书责备赵充国说：“如今转运粮草同时兴起，百姓受到烦扰。将军率领一万多人的大军，不趁早利用秋季水草丰茂的有利条件，与羌人争夺牲畜食物，却要拖到冬天。那时羌人都会储存好食物，大多躲藏到山中，依靠险要地势据守。将军的士兵受冻，手足皲裂冻伤，难道还有利可图吗？将军不考虑国家的耗费，想用拖延数年的办法战胜敌人，哪位将军不愿这样呢！现命令破羌将军辛武贤等率兵，在七月进攻罕羌。将军你也应率兵同时进击，不得再有迟疑！”

赵充国上书说：“陛下先前赐下诏书，想派人晓谕罕羌，说汉朝大军将要到来，但汉朝不会诛杀罕羌，以此来瓦解他们的阴谋。臣因此派遣幵羌首领雕库宣扬天子的盛德；罕羌、幵羌各部都已听到了明确的诏命。如今先零羌首领杨玉（凭借）山石树木作为屏障，等候时机进行侵扰，而罕羌并未侵犯我们，（我们）却放过有罪的先零羌，先去攻打无辜的罕羌，这是放过有罪的，诛杀无罪的，制造一个难题（指罕羌被迫反抗），招致双重祸害，实在不是陛下本来的意图。臣听说兵法上讲：‘进攻力量不足的，防守则力量有余。’又说：‘善于作战的人能调动敌人，而不被敌人调动。’现在罕羌打算进犯敦煌、酒泉，我们应整顿兵马，训练战士，等待他们的到来。这是坐等敌人前来送死的战术，以逸待劳，才是取胜之道。现在恐怕敦煌、酒泉两郡兵力不足，不足以防守，反而调发他们去进攻，这是放弃了调动敌人的战术而采用了被敌人调动的战术，臣愚昧地认为这样不妥。先零羌想要背叛，所以和罕羌、幵羌化解仇怨订立盟约，但他们内心不能不怕汉军一到而罕羌、幵羌会背叛他们。臣愚见认为，他们的计策常常是想先赶去解救罕羌、幵羌的急难，以巩固他们的盟约。如果我们先攻击罕羌，先零羌必定会去援助他们。现在敌人马匹肥壮，粮食充足，进攻他们恐怕不能造成伤害，反倒让先零羌有机会向罕羌施恩，巩固他们的盟约，聚合他们的党羽。敌人一旦巩固了联盟，聚合了两万多精兵，胁迫其他弱小部落，归附他们的逐渐增多，像莫须（羌）之类的小部落就不容易脱离他们了。这样，敌人的兵力就会越来越多，要诛灭他们，就得花费数倍的力气。臣恐怕国家所受的忧患困扰，将会持续十年之久，而不是两三年就能结束的了。依臣的计策，先诛灭先零羌，那么罕羌、幵羌之类不用动兵就会降服了。如果先零羌已被诛灭而罕羌、幵羌仍不降服，等到来年正月再进攻他们，既符合用兵之道，又是合适的时机。如果现在就进兵，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。”戊申日（六月二十八日），赵充国呈上奏书。秋季，七月，甲寅日（初五日），宣帝的玺书批复，同意采纳赵充国的计策。

赵充国于是率军推进到先零羌驻扎的地方。羌人因长期聚集驻扎，戒备松懈，望见汉朝大军到来，便丢弃车辆辎重，想渡过湟水逃命，道路狭窄；赵充国则率军缓慢地驱赶他们。有人说：“追逐敌人利于速战，现在行进太慢了。”赵充国说：“这些都是走投无路的敌人，不可逼迫太急。缓慢追击他们只顾逃跑不会回头，逼急了就会回头拼死一战。”各位军校都说：“对。”羌人争相渡河，淹死数百人，投降和被斩首的五百多人。汉军缴获马、牛、羊十万多头，车四千多辆。汉军到达罕羌地区，赵充国命令军队不得焚烧村落，不得在田中割草放牧。罕羌人听说后，高兴地说：“汉军果然不攻打我们了！”罕羌首领靡忘派人来说：“希望能让我们返回原来的地方。”赵充国将此事上报，尚未得到回复。靡忘亲自前来归降，赵充国赐给他饮食，派他回去告谕本部落的人。护军以下的军官都争辩说：“这是反叛的敌人，不能擅自放走！”赵充国说：“诸位只想照章办事保全自己，不是为国家忠心谋划啊！”话未说完，宣帝的玺书到达，命令将靡忘按立功赎罪论处。后来罕羌果然没有动用武力就平定了。

宣帝下诏命令破羌将军辛武贤、强弩将军许寿前往赵充国驻军的地方，在十二月与赵充国会合，共同进击先零羌。当时投降的羌人已有一万多，赵充国估计羌人必定会瓦解，打算撤走骑兵，留下士兵屯田，等待羌人自行衰败。奏书写好还未上呈，恰好接到宣帝命令进兵的玺书。赵充国的儿子中郎将赵卬害怕了，派门客劝告赵充国说：“假如真的命令出兵，即使会造成军队覆灭、将领被杀而使国家倾危，将军您坚持己见是可以的。但（现在）只是利与弊的问题，又有什么值得争辩的？一旦不合皇上的心意，派绣衣使者来责问将军，将军自身都难保，还谈什么国家的安定呢！”赵充国叹息说：“这话是多么不忠啊！当初要是采纳我的建议，羌虏能闹到这个地步吗！过去推荐可以先去巡视羌情的人，我推荐的是辛武贤；但丞相御史又奏请派遣义渠安国前去，结果坏了事。金城、湟中地区的谷价每斛八钱时，我曾对耿中丞（耿寿昌）说：‘买进三百万斛粮食储备起来，羌人就不敢轻举妄动了！’耿中丞请求买进一百万斛，结果只买得四十万斛；义渠安国再次出使，又耗费了一半。错过了这两个计策，羌人才敢叛逆。失之毫厘，差以千里，这已经是既成事实了。如今战事久拖不决，四方边境的其他蛮夷如果突然发生动摇，互相乘机而起造反，即使有智谋的人也无法妥善处理善后，难道只有羌人值得忧虑吗？我誓死也要坚持我的主张，对圣明的君主是可以讲真话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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