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1章 制度奠基，以退为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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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洋大捷的余波与朝堂纷争的暗涌，在李景隆的精心运筹下，逐渐化为推动新朝改革的动力。他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，也未与保守派在无休止的争论中缠斗，而是抓住建文帝朱标决心已定的时机，迅速将重心转向了更为根本、也更为艰难的领域——将改革的成果制度化、体系化，使其从依赖于个人的“奇技淫巧”，转变为国家机器的有机组成部分。

回到格物院，李景隆闭门数日，焚膏继晷，结合海战经验、铁路运营、防疫实践以及远航见闻，起草了一份厚达数万字的《建文新制疏》。这份奏疏不再是单纯的技术蓝图，而是一整套涉及军事、经济、教育、外交的综合性改革纲领，核心要义在于“寓兵于工，寓富于商，育才于学”。

奏疏的核心内容迅速在朝堂公布，并引发了更激烈的争论：

其一，设“海军都督府”，独立于传统的五军都督府，专司海疆防务、舰船建造、远洋航行及海外贸易保护。下设舰队、基地、造船、后勤诸司，从制度上确立海军的独立地位和专业化发展路径。此议一出，陆军系统出身的勋贵们首先炸锅，认为这是分割兵权，劳民伤财。

其二，扩“市舶司”为“海关总署”，统管全国沿海通商口岸，制定统一的关税税率、货物稽查标准，并设立“缉私舰队”，打击走私，保护合法海商。同时，提议发行“海关债券”，募集民间资本参与海外贸易与殖民据点建设，利润共享。这直接触动了沿海豪强、传统走私集团乃至部分内地依靠陆路贸易的士大夫的利益，反对声浪最为汹涌。

其三，立“格物大学堂”，不再是附属于格物院的研究机构，而是面向全国选拔聪颖子弟，系统传授算学、格致、地理、航海、工程、医科等“实学”，毕业生经考核，可入海军、工部、市舶司、医政等新设衙门任职，与科举正途并行，开辟新的晋升渠道。这简直是在刨儒家经学的根，翰林院、国子监的官员们群情激愤，斥之为“败坏人心，舍本逐末”。

其四，颁《专利激励法》，明确规定，凡有能改良工器、创造新法、着书立说有益国计民生者，经格物院核实，由朝廷授予“专利文凭”，享有一定年限的专营之利或赏赐，以鼓励民间发明创造。这倒是得到了一些有识之士的赞同，但也被守旧者抨击为“诱民逐利，败坏风气”。

朝会上，围绕这几条，各方吵得不可开交。保守派指责李景隆“变更祖制，动摇国本”，“与民（士大夫）争利”，“重利轻义”。支持者则力陈“时移世易，法亦当变”，“开源节流，富国强兵”，“实学兴国”。

龙椅上的建文帝朱标，听得眉头紧锁。他内心认可李景隆的方略，深知这是强国之道。但反对力量如此强大，且言之凿凿引经据典，他作为以“仁孝”治天下的新君，不得不顾忌舆论和“祖制”的压力。

眼看争论陷入僵局，李景隆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意外的举动。他出列，撩袍跪倒，声音平静而清晰：“陛下，诸位大人所言，皆是为国筹谋，臣感佩于心。然《新制疏》所陈，事关重大，非一朝一夕可成。臣请陛下，不如先行试点，以小观大，以验其效。”

“试点？”朱标精神一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