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归途何处（七）

飞飞六岁生日那天，顾泽在儿子的许愿声中捕捉到了一句轻声的呢喃：“我想让爷爷看我戴红领巾。”

这句话像一根细针，轻轻刺破了家中维持已久的平静。顾泽与王媚交换了一个眼神，都在对方眼中看到了同样的忧虑——父亲顾建国的病情，已经瞒不过敏感的孩子了。

从杭州探望爷爷回来后，飞飞的画风发生了明显变化。他不再画那些色彩斑斓的桥梁，转而用深色系描绘医院、轮椅和药瓶。有一张画尤其让顾泽心惊：病床上的老人伸着手，床边的孩子却隔着玻璃窗，可玻璃上反射的竟是自由女神像的轮廓。

“爸，爷爷会好起来吗？”睡前，飞飞搂着顾泽的脖子问。

“医生在尽力。”顾泽轻抚儿子的背，避开了直接回答。

事实上，顾建国的肺癌已到晚期，医生坦言剩下的时间不超过半年。这个诊断让顾家陷入了新的两难：是让老人在熟悉的家乡走完最后一程，还是接来北京接受更好的治疗但同时离开故土？

“你爸昨天跟我说，他想看看云云学会走路。”视频通话里，顾泽的母亲抹着眼泪，“但他又不愿意来北京，说不想给孩子添麻烦。”

王媚轻轻按住顾泽的手：“这个周末我带孩子们回去。你留在北京处理工作。”

这个提议让顾泽既感激又愧疚。王媚自己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，要独自带两个孩子长途跋涉并不轻松。但“桥”项目正在关键阶段，他确实脱不开身。

周五晚上，顾泽送妻儿去高铁站。飞飞兴奋地背着装满画作的小书包，说要给爷爷看他的新作品。云云在婴儿车里咿呀学语，对即将到来的旅程浑然不觉。

“到了给我电话。”顾泽拥抱王媚，在她耳边低语，“谢谢你。”

王媚微微一笑：“我们是一家人。”

望着高铁缓缓驶出站台，顾泽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孤独。这种孤独与多年前在美国时不同，那是对陌生环境的不适应；而此刻，是在熟悉的土地上感到的无能为力。

回到空荡荡的家，顾泽打开电脑，却无法集中精力工作。屏幕上，“桥”项目的方案书仿佛在嘲笑他——他致力于搭建文化之桥，却连家人最迫切的需求都难以满足。

深夜，王媚发来了视频。镜头里，顾建国坐在轮椅上，飞飞正耐心地喂他吃苹果泥。老人的脸上洋溢着幸福，与上次见面时判若两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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